试论判例法的适用方法
刘　静

　　判例法主要通行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一般是指某一法院的判决，或者是一个判决所含有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对其他法院(或甚至对本院)以后的审判具有作为前例的约束力或说服力。这一法律形式与制定法不同，主要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其创制和适用是为同一司法过程所实现。认识判例法，关键在于认识其司法过程及其适用中的方法和技术，这种方法和技术通常表现在司法过程中对判例的遵循、分析、归纳、创制和解释中。这里主要介绍其两种适用方法：
一、遵循先例
　　遵循先例是英美判例原则的一个最为普遍的术语。该术语是拉丁语“遵守判例，不扰乱确立的要点”的简略形式，1即是指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判决的确定，即构成了一个日后不应背离的先例，或者说，一个恰好有关的先前案例，必须在日后的案例中得到遵循。然而，并非司法判决中所作的每一个陈述，都是一种应当在日后案件中加以遵循的权威性渊源，只有那些在早期判例中被称之为该案件的判决根据的陈述，才能在日后的案件中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2通常，司法过程中，法官找到相关的先例后，接着还要寻找先例中的“判决根据”，只有“判决根据”被认为是可以适用于当时案件事实情况时，先例才可对当前案件产生实在的拘束力，所以，确定“判决根据”是司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判决根据”并不一定是先例结构中的某一特定部分，它是法官在先例中明确表示的、或蕴含的直接支持其判决的法律规则或原则。有时先例中会存在两个或更多的直接支持判决的规则或原则，这样判决中就可能有多个“判决根据”。因此，“判决根据”的寻找极为复杂且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大体而言，有三种方法可供法官选用或并用。
　　(一)如果法官在先例中明确宣布了法律规则，而此法律规则又是针对其判决的，那么这一规则就是此判决的“判决根据”。哈斯伯雷在其《英格兰法律》一书中曾说：“可以立下这样一个一般法规则：在法律判决之中，只有宣示了确实据以解决了问题的理由或原则的那一部分，才对同级或下级法院具有拘束力，这部分包含的原则构成了先例的唯一拘束力要素，它常被称为‘判决根据’”。3
　　(二)审理本案的法官从先例中自己总结出足以解释先例中判决的法律原则，这一原则即可以被看作是先例的“判决根据”。萨尔蒙德在其《法理学》一书中曾说：“先例是其自身包含有某一原则的司法决定，它隐含的原则是其约束力的要素，通常被称为‘判决根据’”。4埃德蒙·摩根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判决根据”定义为“司法意见中那些提出了为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规则的部分，而且适用它们乃是裁决当事人提出的问题所要求的。”5
　　(三)比照先例法官所认定的实质性事实和以实质性事实为基础的判决，找出先例的“判决根据”。这一方法由英国法学家阿瑟·古德哈特所首倡。据他的观点，“判决根据”应当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加以发现，这种方法就是对那些被审理(作为先例加以援引的)案件的法官视为是实质性的事实进行考虑，并对他在这引进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进行考虑。6而所谓实质性事实，也即实际决定案件结果的事实，它们决定案件中所涉法律问题和处理结果，是判决的直接依据，没有这些事实就得不出这样的判决。这样的事实即是实质性事实。
　　综上可知，第一种方法是寻找先例法官在司法意见中所明确宣布的法律原则，非常重视法官在先例中的言辞，因而更具有确定性。第二种方法是本案法官从先例的司法意见中总结出法律原则，所依据的是先例法官的见解和推理，因而也比较重视先例法官的言辞，但由于本案法官要自己总结出法律原则，而不因循先例法官的言辞，所以比第一种法较具灵活性。第三种是从实质性事实和判决出发找出判决根据，对先例法官意见不够重视，即使也要研究司法意见，但其目的在于确定实质性事实，而不是受先例法官意见的约束，因而最灵活。
　　“判决根据”的寻找是判例法适用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法官采用的寻找方法不同及表述先例事实要素所用概念抽象程度不同，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从同一先例中找到不同的“判决根据”。澳大利亚法学家斯通认为：“‘判决根据’是一个语义指涉不定的范畴。先例中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判决根据，而是有许多潜在的判决根据。这样，法官就会有很多选择余地，法官总是根据他处理当前案件时的情况，依照他从他所在的社会中所摄取的价值观念作出选择，把新的社会内容注入其判决中，因而先例中‘判决根据’是不断更新、不断演变的。表面看，还是原来的判决根据，但由于后来法官的不同解释，往往会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这是普通法发展的奥秘所在。普通法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历史联贯性而不被时代的更迭所淘汰，就在于其‘判决根据’的可伸缩性。‘判决根据’是协调法律稳定性与法律适用性的内在机制。”7可见“判决根据”的真正和详尽的含义往往是逐渐地发展起来的，而且它还需要经过一系列涉及先例中所表现的情形的种种变化形式的判例的发展，直到一个具有一些例外的成熟的法律规则取代了先例中那个不完善的阐述形式为止。也就是说，尽管先例试图确定某个法律规则，但它却无法明确规定该原则的外部界线，因此，还需要通过判例的整个发展过程来加以划定。
二、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
　　(一)形式推理
　　形式推理，在判例法适用中是指从先例确立的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推出本案结论，通常有演绎、归纳和类比三种。这里主要介绍归纳推理的适用。所谓归纳推理是指从诸多与本案有关的先例中总结出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的推理形式。一般而言，与本案有关的先例往往不止一个，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总是引出许多先例为自己一方辩护。该情形下法官一般不只依据某一先例就作出判决，而是逐一研究每一先例，从诸多先例中总结出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引用的先例愈多，判决就显得更令人信服，而且单个先例中的规则往往是针对其自身案件性质作出的，或者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这时法官需要比较各有关的事实和判决，从中归纳出适当的法律规则。所以，归纳推理在判例法的适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此特以1916年美国的“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8为例说明归纳推理的适用。
　　该案案情是：被告别克汽车公司向汽车零售商出售一辆别克汽车，零售商又把此车售给原告麦克弗森。由于一车轮在制造上有缺陷，致使汽车在行进中突然翻倒致原告麦克弗森受到伤害。有关证据表明，如果事前被告对车轮进行合理的检查就能发现其缺陷，但被告没有这样做。而由于原告并非直接从被告那里直接购得该汽车，所以被告应否承担过失责任，尚属疑问。这成为该案处理的关键问题所在。卡多佐法官引证了许多先例，试图从诸多先例中归纳出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1852年的：托马斯诉温切斯特案件，9被告由于过失把颠茄剂这一毒药贴以蒲公英制剂的标签，出售给药剂师。药剂师又将此药卖给原告，致原告中毒。法院判原告胜诉，认为把毒药错贴标签会给任何得到它的人带来急迫的危险，不论药物的合法使用者是否与被告有合同关系，都应负过失责任。而1882年的“德夫林诉史密斯案”10中，被告制造有一缺陷的脚手架卖给油漆师，结果油漆师的雇员从脚手架上跌下致死。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理由是“象脚手架这样的东西，如果在制造上有问题是极其危险的。被告知道脚手架是给工人用的，因此，不仅对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油漆师，而且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工人，被告都有确保质量的义务。在1909年的“斯塔特勒诉雷制造公司案”?中，原告从批发商那里买得一个被告制造的大咖啡壶，由于做工有缺陷致使咖啡壶在加热过程中爆炸，致使原告严重受伤，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因为象咖啡壶这类东西，如果制造上有问题，在使用中会给许多人带来严重的危险。
　　通过考察这些先例及其他先例，卡多佐法官得出了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他在判决中指出：具有急迫危险性的产品概念并不局限于毒药、爆炸物或其他同类物品，而应扩大到对人身有危险性的一切物品。如果一切物品制造上有过失，依其本质，可合理确定将使生命和躯体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它就是一件危险物品。除此项危险因素之外，制造商者知悉该物品将由购买者之外的第三人不经检验而使用，则无论有无契约关系，该危险品的制造者都负有仔细加以制造的义务和责任。卡多佐法官在该案中宣布：制造商给予注意的责任不受合同关系的限制，受害人无须与制造商有相互关系即可获得赔偿。纽约州法院依此判定别克汽车公司应向麦克弗森承担过失责任。?
　　可见，归纳推理是从以往的案件到目前案件，它不仅是法律适用所必须的推理，而且在归纳推理中也发展了法律规则。因为，在归纳推理过程中对以往的先例进行了考察，并将其原则适用于新的社会情况。新情况不断增加，先例的规则就会不断变化。
　　在前述“判决根据”寻找时已说明，要确定先例确立了什么原则有多种方法，法官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从众多的先例中归纳出法律原则也有灵活性。例如，法官可能从先例中归纳出很具体的规则，也可能归纳出很抽象的规则，这样其适用范围就大不相同。如在上述“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中，卡多佐没有受先例法官词句的限制，因而归纳出其抽象程度足以涵盖本案的规则。而在本案中持不同意见的巴特利特法官就与卡多佐法官不同，他更注重先例中的具体事实和先例法官的意见，从而认为从先例中归纳不出支持后者的结论。如他认为“托马斯诉温切斯特案”所涉及的毒药，是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东西，即在正常状态下使用时也会给人带来危险；“德夫林诉史密斯案”中的脚手架是否真的是“内在危险性”的物品可能有疑问，但审理此案的法官就是把它当作“内在危险性物品”的，并认为只有在“内在危险品”上有过失时，物品制造者才对直接购买者之外的承担责任，但汽车不属于这样的物品，汽车制造公司对麦克弗森不负有过失责任。可见，法官对先例的态度认识不同，从中归纳的结论也会不一致。
　　(二)实质推理
　　在英美法中，存在着很多的司法判决，即当实在法未授予法院以任何特殊权力去根据衡平法的考虑裁决“未规定案件”时，法院却以“自然主义与理性”为由而对新的情形加以救济。?这便是实质推理的具体应用。所谓实质推理，是指在没有适用于本案的现行法律规范或对现行法律规范存在疑问时，依据法律精神、正义观念、国家政策、道德伦理和社会习惯等实质性因素来解决争议。据此，则可以弥补形式推理的不足，也可丰富现有的法律规范。实质推理是判例法适用过程中的重要推理形式，它主要存在于下列这些场合：发生了新案件即出现了法律空缺；对本案存在有抵触的先例；适用有关先例会导致极端的不公正。前述的“麦克弗森案”即存在着第二种情况，即有多个相互不一致的先例。究竟要遵循哪些先例，不遵循哪些先例，需要法官在实质推理的基础上作出选择。譬如在“麦克弗森案”中有支持原告请求的先例，如“托马斯诉温切斯特案”、“德夫林诉史密斯案”，也有反对原告请求的先例，如“卢普诉利切费尔德案”。?
　　在“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中，卡多佐法官在说明为什么要遵循前者而不是后者时进行了许多实质推理：
　　“无论如何，如果制造上有缺陷，汽车的性质决定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出警告。汽车按设计每小时要走50英里，除非轮子安全可靠，产生的伤害几乎是必然的。被告知道危险，他也知道汽车会被购买者之外的第三人使用，这从它的型号就可明显看出：有供三个坐的座位。且从购买者是零售商，他要把买来的汽车转卖出去这一事实也可明显看出：从某些方面可以确定地说，零售商的确不是要使用汽车的人，可被告却要我们承认仅他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律不会让我们得出这样不一致的结论。公共马车时代的先例不再适用今天的交通条件了，危险必须是急迫的这一原则并未改变，但适用这一原则的事物的确会变，不断发展的文明社会生活要求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什么。”?
　　显然，卡多佐法官在此是以汽车的性质和时代的需要来支持其法律主张的，其适用的实质推理很明显。
　　综上所述，在判例法的适用中，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是法官较常引用的两种推理方法，一般较少仅用其中之一，而是常常同时并用，双管齐下。法官一方面要引证先例作为判决的权威依据，另一方面也时常陈述实质理由以增加判决的说服力。普通法国家的法院判决似一篇论文，其论据不仅包括先例或制定法，也常包括正义观、法律政策、道德信念与社会倾向等实质因素。形式推理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等性质，实质推理则反映了法律的合理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等性质。过分注意前者，忽视后者，可能导致法律的僵化；反之，过分注重后者，忽视前者就可能导致法律的混乱甚至是法官的专断。因而，如何在两者之间作出恰当的平衡，始终是法官所面临的任务。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虽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当今两大法系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判例法的适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趋扩大，研究判例法的适用方法对法官分析和处理案件不无裨益，尤其是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适用方法更是可资借鉴。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注：
　　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521页，第530页。
　　3Halsury，lawsofEngland，40YaleLawJournal1930，第162页。
　　4Salmond，《Jurisprudence》7th.ed.1924，第201页。
　　56同12注。
　　7J·Stone，TheRatiooftheRatioDecidendi，22ModernLawReview,1959。
　　8MacphersonV.BuickmotorCo217.N.Y.382。
　　9ThomasV.Winchester，6N.Y.387.57AnuRep.455(1852)。
　　10DevlinV.Smith89，N.Y.470，42AmRep·311（1882)。
　　?StatlerV.RayMfg.Co195N.Y.418NE1063（1909）。
　　?W·Pagekeoton，DavidG·Owen，ProductLiabilityandSafety第48－52页。
　　?同注12第427页。
　　?LoopV.Litchfield，42N·Y·551.Am，Rep,531。
　　?同注?第50页。
　






浅析私分国有资产罪中的国有资产

刘大理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私分国有资产作为集体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且数量有不断上升、涉案数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但在查处个案时又存在国有资产的范围难以界定和极易产生争议的情况。 笔者试图通过下述案例对刑法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中的“国有资产”做肤浅的探讨分析。
案例：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系某大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集团公司）下属的技工培训学校（下简称技工学校）校长和财计科科长。2006年至2009年期间，为规避正常的财务管理制度，张、王商议后由王某指使财务人员分次将截留的学生学费、水电费等收入90余万元，存入帐外资金小金库。截至案发，小金库资金除用于学校的招待费用和课时费等支出35万元余外，其余55万余元以教师慰问金、岗位津贴、绩效奖的名义发放给技工学校教职员工。
　　在讨论本案张、王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犯罪。对帐外小金库资金的支配使用过程中，张某与王某在明知该校正常财务账中已发放效益奖、效益工资等报酬的情况下，又商议将55万余元以教师节慰问金、效益奖、绩效工资等名义，发放给学校教职员工。该技工学校是国有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其所有收入理所当然为国有资产，技工学校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决定将学校的正常收入款以学校发放慰问金、绩效奖的名义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张某系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对其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刑事责任，王某作为技工学校财计部门的负责人积极参与私分，起较大作用，属于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其行为亦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在本案中两犯罪嫌疑人虽有违反财务管理法规，策划私分小金库资金的行为，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违法性，但是否触及刑事犯罪、涉嫌侵犯国有资产，是需要经过鉴定和法律定性后方可准确判断。
在本案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国有企业财产是否等同于国有资产的问题，笔者认为：
　　一、国有企业财产并不等同于国有资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8月6日通过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附则第（六）项和1993年国家国资委发布的《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根据以上概念， “国有资产”既不等同于“国有财产”，也不等同于“公共财产”。国有资产仅仅是国有财产的一部分，而国有财产又仅仅是公共财产中的一部分。《刑法》第九十一条对“公共财产”的解释，以及在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九十一条和第三百八十二条四个条文中直接使用“国有财产”和在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二个条文中直接使用“国有资产”，就充分表明了“公共财产”、“国有财产”、“国有资产”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存在区别。企业国有资产与企业的法人财产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本质区别。国家投资兴办或持有股份的公司，国家是出资者，公司是被投资的法人。国家将国有资产作为资本投入到公司，即转化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国家成为公司的股东，获得了对公司的财产权利，即出资人的权益。被投资的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讲的企业国有资产指的是国家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就是企业的净资产。即企业价值形态的资产。国有企业法人资产指的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或者说是法人财产。它是指这个企业的实物性资产，而这个“资产”并不对应价值形态的资产，从资产总量上看，它是负债与净资产之和，企业总资产往往要大于净资产，除非这个企业没有负债。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作为出资人对其出资企业所享有的权益，而不是指国家出资企业的各项具体财产。出资人将出资投入企业，所形成的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等企业的各项具体财产，属于企业的法人财产。依照物权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企业法人的不动产和动产，由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出资人对企业法人财产不具有直接的所有权，他对企业享有的出资人权利，具体体现为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我们也可以从现有企业会计制度中找到投资形成的国家所有者权益的核算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转换成会计公式就是：企业总资产-企业总负债＝所有者权益。所以说，投资收益是指投资者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对外投资所取得的回报，即投资所分的利润、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本案中所涉学生学费、水电费等收入，属于企业的法人财产，并不等同于国家向企业投资应得的投资收益。
　　二、私设、私分小金库资金的行为不一定都是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
　　本案中技工学校并不单纯是为教职工谋取不当利益，超发奖金等单一的意图而私设小金库的，亦有为处理非正常性财务账目，解决一些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超支之目的，即办学资金有限，教师待遇低，设小金库是为了提高教师待遇，同时解决学校办学资金的不时之需。学生的学费本应该作为学校正常的业务收入全部纳入财务部门统一核算，而它们将其中一部分转入小金库后，以慰问金、效益奖等名义发放给教职员工，其行为是否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关键在于确认以技工学校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资产是否国有资产。国企中的国有资产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经营性国有资产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其中，非经营性资产一般为职工宿舍、幼儿园、职工子弟学校、食堂、浴室、职工医院等。国有公司、企业所办技工学校不同于国家行政事业经费投资举办的学校， 它的办学经费来源于学生学费收入和企业补贴。技工学校虽隶属企业，但又不是生产经营单位，集团公司每年根据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核定的教职工工资总额对其用法人资产实行差额补贴，这部分费用并不是集团公司给技工学校的生产经营性资产，而是补贴性的费用，集团公司在账务处理上也是逐月计入与公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营业外支出费用中的。技工学校的学费收入亦不属国家规定应当上缴财政的收入或者是利用国有资产进行经营所获取的利润，是技工学校可以独立支配的资金。这种用学校可自由支配的非国有资产性质资金给教职员工发放奖金、补助、福利费的行为，不存在截留上缴国家利润的问题，并未侵犯私分国有资产罪所保护的客体即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该行为不宜按犯罪处理。但技工学校将部分正常收入存入小金库后以各种名目分发给教职员工，超范围发放津贴、奖金的行为，是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滥发奖金、福利的行为，可由集团公司内部作违纪处理。
　　三、正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滥发奖金等财经违纪行为的界限。
　　从目前司法实践看，私设小金库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对于小金库资金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应当首先弄清楚小金库资金的来源，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对待。如果是套取国家拨款或截留应上缴国家的违法收入，自然要认定为国有资产。再如有些本身就是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单位却采取种种手段转到账外；有些是单位利用本身职权取得的收入，有些是利用国有资产进行违法经营获取的利润，这些都应视为国有资产。如果对其集体侵占和私分应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如果是其合法经营的收入，在完税和交纳管理费用后则属单位支配的财产，一般不能认定为国有资产。实践中许多单位实施的违规分发“奖金”等行为的实际社会危害性质，尚属财经违纪范畴。因为，在单位财力许可的范围内给职工分发奖金本无不当。即使是违反有关规定超标准、超范围给职工分发奖金的单位行为，从本质上看，也就是一个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倘若忽视这一本质方面，仅仅依据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作判断，单纯以“是否单位决定集体私分”，“所分是否国有财产”的形式特点为标准认定私分国有资产罪，则势必使本罪与上述超标准、超范围分发奖金的单位财经违纪行为混为一谈。因为，超标准、超范围分发奖金的单位行为均符合“集体违规私分国有财产”的形式特点，将其纳入治罪范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必然会造成刑法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故不足取。另一方面，刑法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最后手段性，其对象必须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此以观，认定私分国有资产罪，除必须掌握“集体违规私分国有财产”的形式特点外，单位对所分财产是否具有自主支配权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价要素。也就是说，如果是单位把能够自主支配的钱款违规分配给了单位职工，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因其不当之处主要在于超标准、超范围分发奖金的财经违纪方面，可以作为财经违纪行为处理。相反，如果是单位把不能自主支配的钱款通过巧立名目、违规做账等手段予以截留分配的，其社会危害性就相对严重，因其危害性直接表现为破坏国家财政收支政策的贯彻落实或者严重背弃对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职责。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看，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种：1.将国家财政的专项拨款予以截留分配，由此影响、破坏国家财政支出的目的性和有效性。2.将明文规定应当上交的收入予以隐匿、留存分配，从而影响国家财政的正常收入。3.在没有经营效益甚至经营亏损的情况下，变卖分配国有财产，既严重背弃了对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职责，同时也破坏了国有公司、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对这些严重危害行为予以刑法打击，应当讲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立法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实践中对于国有资产的认定相对困难，在办理私分国有资产案件时，不能仅根据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简单地推断。应当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涉案资金是否国有资产进行有效鉴定，作为司法认定的基础，以保证刑法适用的统一性与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