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立法例的比较，提出我国刑法将“以营利为目的”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巨大”同时规定为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只能体现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次要客体，不能体现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要客体，偏离了设立该罪的立法目的，进而建议在修改刑法时删除“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规定，并将“以营利为目的”规定为部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是指司法机关追究著作权侵权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依据的标准，也可以说就是判断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的标准。本文拟通过比较国内外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分析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归责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相关规定的建议。

　　一、国内外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归责条件的比较

　　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主观归责条件，二是客观归责条件。由于归责条件是在法律规定之上的理论概括，因此，比较国内外的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归责条件只能从法律规定人手。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中，对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都规定了刑事处罚条款，而且，多数国家并不是简单地援引刑法典的条款，而是针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特点，规定专门的刑事处罚条款。对于哪些著作权侵权行为应给予刑事处罚，国外大致有以下三种立法例：

　　其一，概括式。即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作概括描述，不详细列举具体行为。如美国版权法第506条（a）款、法国文学艺术产权法第L．335—2条1款、我国香港版权条例第5条（1）款等。

　　其二，列举式。即对哪些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如南斯拉夫版权法第102条至第104条、德国著作权法第106条至第108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71条至第172条、英国版权法第107条（1）至（3）款、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91条至第97条等。

　　其三，概括加列举式。即不仅概括规定何谓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而且列举具体的行为。如印度尼西亚著作权法第44条、日本著作权法第119条至第121条等。

　　从国外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法律规定中，可以归纳出以下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

　　1．主观归责条件

　　（1）“故意”。将“故意”作为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主观归责条件，应当说在各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理论上并无争议。只不过有的国家在著作权法中直接使用“故意”一词，如印度尼西亚；有的国家不使用“故意”，而使用“知道或有理由认为”（如英国）或“擅自”（如意大利）等词语；有的国家甚至在法律条文中不予表明，如法国、德国等。

　　（2）“以营利为目的”。与前者相比较，并非所有国家都认同“以营利为目的”是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主观归责条件，但的确有部分国家的著作权法对此作了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大致有两种模式：其一，将“以营利为目的”规定为所有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之一，不过，各国著作权法对此的表述不尽一致。如美国版权法就使用“商业利益或私人营利目的”的用语；其二，仅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是部分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之一。如日本著作权法第119条（2）款、南斯拉夫版权法第103条2款等。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第108条a款（1）项“行为人从事第106条至第108条的行为系营业性质的，刑事处罚则为5年以内监禁或罚款”的规定，德国把侵权行为具备营业性质，作为加重处罚的条件。

　　2．客观归责条件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国外著作权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规定，有的概括有的具体。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只考虑行为因素，不考虑情节因素。换言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就满足了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客观归责条件。这一点与我国的立法迥然有别。

　　我国现行刑法第217、218条规定了两种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即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从条文规定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以下归责条件：

　　1．主观归责条件

　　（1）“故意”。虽然上述条文中未出现“故意”二字，但以“故意”作为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主观归责条件，在理论界并无异议。

　　（2）“以营利为目的”。这一主观归责条件在条文中有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故意”和“以营利为目的”是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主观归责条件。也就是说，追究行为人著作权侵权的刑事责任，须是行为人主观上有侵犯著作权的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

　　2．客观归责条件

　　（1）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或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刑法第217条规定了4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第218条规定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任何人只要实施了这些行为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就满足了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一个客观归责条件。

　　（2）严重情节。包括两种：

　　1．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巨大。根据刑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只有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才构成犯罪。

　　2．其他严重情节。根据1997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修订的的通知》，关于哪些情节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前，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原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列举了三种其他严重情节，其一，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其二，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其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客观归责条件也有两个，即法定行为和严重情节，两者缺一不可。

　　通过比较国内外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最多（主客观归责条件各2个，共4个），而国外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多则3个，少则2个，并且，大多数国家认同2个归责条件，即主观上“故意”与客观上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有少数国家要求3个归责条件，即除要求客观，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外，在主观方面不仅要求“故意”而且要求“以营利为目的”。从学理上讲，归责条件越多，归责面越窄。因此可以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范围较小。

　　二、对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归责条件的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长春市棒槌杨酿酒加工厂与广东省陆丰县城东供销综合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9年10月23日，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

广东省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法院（89）粤法经行字第192号请示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发（1989）函9号信函均已收悉。关于长春市棒槌杨酿酒加工厂（简称“酿酒厂”）与广东省陆丰县城东供销综合公司（简称“综合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长春市中级法院与陆丰县法院争管辖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本案合同签订地在陆丰县。合同规定的“交货方法、地点及运输负担”，是“供方代办铁路运输到广州南站验收数量，短途公路运输到需方仓库验收质量”。其中，虽未规定运费谁负，但凡实行供方代办托运的，运费通常由供方垫付。这一合同约定，不是当事人双方对合同履行地的特殊约定。合同约定的广州南站和需方仓库即是货物验收地点。依据本院法（经）复［1988］26号批复规定，本案合同规定的交货方式是代运制，合同标的物发运地在长春市，长春市应为合同履行地。因此，陆丰县法院和长春市中级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长春市中级法院收到酿酒厂的起诉书是在1989年3月15日，而陆丰县法院收到综合公司的起诉书则在3月28日，晚于长春市中级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案应由最先收到起诉书的长春市中级法院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