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罗马尼亚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九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根据双方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０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长期贸易协定，对一九七九年两国间的货物交换和付款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间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货物交换，都应该根据本议定书所附的货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总表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口货物总表办理。该两货物总表为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双方应该保证完成上述货物总表所列货物的供应。
　　经双方协商，仍可扩大上述总表之外的货物交换。

　　第二条　本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同货物交换有关的各种事项，都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贸易机构间交货共同条件和两国政府指定的对外贸易机构间签订的合同办理。

　　第三条　依照本议定书所签订的合同，货物的交接在出口国的港口，或边境，或飞机场进行。

　　第四条　根据本议定书相互供应的货物的价格，应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由两国对外贸易机构协商确定。
　　价格应根据成交日苏黎世的表示世界市场价格的货币对瑞士法郎的汇率，以瑞士法郎计算。

　　第五条　根据本议定书的货物付款，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费用，在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在罗马尼亚方面由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银行办理。
　　为此，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中国银行和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银行相互开立无费瑞士法郎清算帐户。
　　通过上述帐户，办理下列各种付款：
　　一、双方供应货物的价款；
　　二、与供货有关的费用，如租船费、保险费、劳务费、以及双方银行同意的与换货有关的其他从属费用；
　　三、影片、书籍、报纸、其他刊物的费用和两国国际旅行社办理的旅行费用；
　　四、铁路和航空货运运费、邮政、电报、电话等费用；
　　五、科学技术合作范围内文件和劳务等费用；
　　六、按国际价格所支付的展览会费用；
　　七、经双方银行同意的其他一切以清算帐户支付的费用。
　　任何一方银行接到付款委托书、付款单据和付款通知后，不论对方帐户内有无贷方余额，应立即支付。
　　如两国银行的帐户的余额超过二千五百万瑞士法郎，债务一方应按年利２％支付利息，利息到每年底一次计算后记入清算帐户。
　　本议定书在有效期满后，双方银行对在本议定书有效期内所订合同的履行，仍应继续办理付款。
　　关于执行本议定书的结算办法和其他技术细节由两国银行另行商定。

　　第六条　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以前的历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范围内所签合同（包括已用人民币和外汇列依预签的一九七六年合同）的支付以及其他付款义务，在两国银行商定新的结算办法以前，分别按原有协议继续通过一九七五年的人民币和外汇列依清算帐户办理。

　　第七条　本议定书内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付款的最后结算日期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清算帐户的差额，经双方银行核对确认后，应在一九八０年二月底以前自动转入一九八０年清算帐户。

　　第八条　在本议定书范围内缔结的合同在一九八年一月一日以后交货的，则不应计算在一九八０年的贸易额度内。
　　这类货物的付款应在一九八０年帐户内办理，该帐户将从一九八０年一月一日开立。

　　第九条　本议定书的有效期，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议定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共两份，每份均用中、罗两种文字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出口货物总表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纪　登　奎　　　　　　　　　　　　　　格·奥普雷亚
　　　　（签字）　　　　　　　　　　　　　　　　（签字）
【案情】

2011年4月23日,被告人相某纠集薛某等人与被害人邹某等人实施斗殴，邹某在斗殴中被薛某持水果刀刺死。案发后，相某、薛某等人均逃逸，公安机关数次组织抓捕，均未果。后相某于同年6月7日向公安机关投案，并表示其与薛某系同乡，能够与薛某家人联系，希望公安机关通知其妻李某及友王某，由李某及王某通过薛某家人设法劝说薛某投案。李某及王某在接到公安机关转达的讯息后，多次与薛某家人联系，希望薛某家人劝说薛某投案。在家人的劝说下，薛某经反复考虑，于同年7月13日向公安机关投案。


【分歧】


本案的分歧焦点在于被告人相某是否构成立功，一种意见认为公安机关穷尽了所有手段仍不能将薛某缉捕归案，相某主动自荐，嘱其亲友极力劝说薛某投案并终有所获，相某的行为构成协助抓捕型立功；另一种意见认为薛某投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相某的亲友，而非相某本人，相某的行为不构成立功。


【评析】


是否构成立功，应当以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为判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协助抓捕型立功进行了细化，其中虽未涉及到本案这种具体情形，但《意见》的规定对化解本案分歧具有启发意义。


一、构成立功的必要条件


从《意见》对协助抓捕型立功细化的四种情形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构成立功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其一，立功行为必须来自于犯罪分子本人，而不能来自于他人；其二，犯罪分子的协助抓捕行为对于司法机关的抓捕工作而言必须要具备实质性作用，这种实质性作用可以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必要条件，即“如无A，则无B”，易言之，如果没有犯罪分子的协助行为，则其他犯罪嫌疑人就不可能在本次被缉捕到案。


二、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立功条件


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相某并不具备上述立功的必要条件。其一，相某的行为不属于立功意义上的“行为”。从本案各方人员的行为来看，依循着一条“相某——相某亲友——薛某家人——薛某”的行为关系因果链。薛某投案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家人的规劝姑且不论，单看这种规劝来自于何人，即便将“薛某家人”这一环节去掉，也只是来自于相某的亲友李某与王某，而非相某本人。就是说，相某实际上并没有实施规劝行为，其所实施的行为只是一种对亲友的鼓动行为。立功是一种行为，是一种直接来自于犯罪分子本人的行为，这是一个根本性条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在规劝犯罪嫌疑人投案的情况下，规劝行为才有可能成为立功所指向的“行为”，相某嘱其亲友去规劝的行为充其量只是相某的一种意愿而已，而非立功所要求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本案中的规劝行为来自于相某的亲友，如果认为这种规劝行为可以称之为一种“功”的话，也只能是《意见》所明确予以排除的所谓“帮助立功”的情形。


其二，相某的行为根本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因为薛某是否投案的决定权其实取决于薛某自身，而非相某或其亲友的规劝。相某在案发后即与薛某失去联系，既不知薛某的确切藏身地，也没有薛某的联系方式，无法与薛某本人联系。因而，相某对亲友的鼓动行为对薛某投案所起的作用很小，其亲友是否会去与薛某的家人进行联系，相某既不知情，也无法左右；即便其亲友与薛某的家人联系了，薛某的家人是否会与薛某本人联系，相某仍不知情，仍无法左右；即便薛某的家人与薛某联系了，薛某是否愿意去主动投案，相某依然不知情，依然无法左右。故而，相某的鼓动行为与薛某的投案之间并不存在着“如无A，则无B”式的必要条件关系，因而其对于亲友的鼓动行为对于薛某的归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由此，相某的行为不构成立功。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