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2013年5月30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2013年5月30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号公布 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公民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是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借读费，免费提供教科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
第三条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第四条 义务教育实行省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规定的职责做好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政府做好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中的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第六条 实施义务教育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实施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实行目标责任制，把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作为年度和任期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学校应当加强义务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信息化教学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育服务水平。
第二章 学生
第八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入学年龄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申请延缓入学、休学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期限届满后仍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
第九条 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测试或者委托校外培训机构采取考试、测试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证书作为入学的条件和依据。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卢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合理确定公办学校接收学生的区域范围和人数，并向社会公布。
公办学校应当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接收学生，并公布接收学生情况；不得跨学区、区域组织招生。
第十一条 随同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居住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安排就读。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学生学籍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及时掌握学生就学与流动情况，防止学生辍学。
学校应当执行学籍管理制度，不得拒绝本学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不得责令学生留级、停学、转学、退学，不得开除学生。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教育和管理，不得使其监护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辍学。
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发现适龄儿童、少年未入学或者辍学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与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采取措施，共同做好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和辍学学生的复学工作。
第十三条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招收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应当保证所招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按照规定将招生情况、办学条件、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教育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未成年人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人民政府予以保障。
未成年犯管教机构和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负责组织实施义务教育的教育教学活动。
第三章 学校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建设、规划等部门，依据城乡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学校建设专项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规定，制定具体的学校设置标准。
省辖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学校设置规划和标准，合理布局学校，制定学校设置、调整方案，统筹安排建设经费，依法划拨建设用地，建设、配备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保证学校达到规定的办学标准。
第十七条 城市新区开发、城乡新建居民区或者旧城区改造按照规划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
新建五千居民以上规模的住宅区，应当配套建设小学，一万居民以上规模的住宅区，应当配套建设初中。规模较大的住宅区，可以按照国家标准适当集中建设学校。
建设用地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划拨，建设资金由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予以保障。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政府制定的规划，配套建设中小学校。
第十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在建设和撤并农村学校时，应当根据需要，在交通不便或者偏远的农村保留必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就学。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学校应当均衡配置校内教育资源，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未经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设立实验班。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推行小班化教学。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配置上对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给予扶持，改善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推动城乡之间和区域内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课程、人才等资源共享，提高资源使用效益。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特殊教育学校（班），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班）应当具备适应残疾儿童、少年学习、康复、生活特点的场所和设施。
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生活、康复提供帮助。
第二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校，保障居住分散、偏远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学校安全管理、生活管理、卫生管理等制度，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保障寄宿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为学校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或者专兼职保健教师。
第二十五条 学校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办学标准、选址要求和建设标准，确保符合消防安全和防汛、抗震以及防御其他自然灾害的要求。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工程设计和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学校校舍及教育场地、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对需要维修、改造的，及时予以维修、改造。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校产权登记制度，明确产权关系，加强资产管理，防止学校国有资产流失。
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学校土地使用性质，不得将校舍、场地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转让、出租或者改变用途。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加强校园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建设，配备必要的安全保卫人员，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保护学生、教师、学校的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在学校门前的路段设置限速标志、交通信号等安全设施。在特定时段做好交通疏导。
第二十九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师生进行逃生自救、互救和紧急疏散避险等应急演练，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预防发生事故。
对校园内发生的突发事件，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学校应当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收集、人员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学校摊派或者非法收取费用。
学校不得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演出、庆典等活动。
第三十一条 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完善校长任职资格标准体系和校长持证上岗制度，加强对校长的培训，提高校长依法办学、民主治校、科学管理和组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
第三十二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三十三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与家长、社区的联系制度，建立家长委员会。对涉及学生利益的重要决策事项，应当听取家长委员会的意见并接受其监督。
第四章 教师
第三十四条 教师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
招聘教师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择优录用。学校不得聘任未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标准核定城乡教师编制。寄宿制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应当高于普通学校的标准，以保障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进行。根据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定期核定教师编制，每五年至少核定一次。
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在核定编制内对教师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变动情况，每年调整一次，调整方案由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任何单位不得占用、挪用教师编制，不得安排教师从事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工作。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校长、教师的合理流动。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教师资源，在教师配备、培训等方面向农村学校和其他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学校倾斜。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教师培训机构建设，制定教师继续教育规划和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素质。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保证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特殊教育学校（班）和普通学校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享受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补助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地区学校教师的津贴、补贴标准，改善教师生活条件。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教师职业特点的教师评价体系，对教师进行全面评价。
学校应当建立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对教师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教育教学和培训任务等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岗位聘任、职务晋升、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
对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培训。经培训仍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应当调离教师岗位或者解除聘用关系。
第四十条 教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履行教育教学职责，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补习活动，不得动员、组织学生接受有偿补习。
第五章 教育教学
第四十一条 教育教学工作应当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面向全体学生，教书育人，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于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四十二条 省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体确定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学校应当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合理科学安排学生的课业，保证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一小时。
学校不得随意调整课程或者增加、减少课时，不得占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补课，不得按照考试成绩公布学生排名，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补习班。
第四十三条 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为基础，进行社会公德、传统美德和遵纪守法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学校应当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第四十四条 学校应当组织学生开展体育、艺术和综合实践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为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便利。
各类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应当按照规定对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支持学校开展素质教育。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完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义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监测评价体系和教学研究指导体系，推进实施素质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向学校、教师下达升学指标或者规定考试成绩提高幅度，不得以升学率对学校进行排名，不得将学生学科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或者考核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单一标准。
学校应当建立以综合素质为主要指标的学生评价制度，综合考察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第四十六条 省、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教科书选用的监督管理。义务教育的教科书必须在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选定。
地方课程使用的教科书应当经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
鼓励学校开展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
第四十七条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保障学生在非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并配合学校落实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配合学校实施素质教育。
第六章 经费保障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在财政预算中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保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制定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城市、农村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适时调整，满足教育教学基本需要。
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和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寄宿制学校与走读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当分别核定，寄宿制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当高于走读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学校实际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人数，及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可以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委托其承担部分义务教育任务。县级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应当根据接受义务教育学生的数量和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二条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财力薄弱的县（市、区）义务教育经费的扶持力度，支持和引导其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第五十三条 各级地方税务部门应当依法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各级财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将其主要用于支持义务教育发展。
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不低于百分之十五的比例用于城市学校建设。
第五十四条 义务教育经费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用于义务教育，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义务教育经费收支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
省、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对县级人民政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和执行情况定期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告。
第五十五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义务教育捐赠，鼓励按照国家规定设立义务教育基金，帮助农村地区、城市薄弱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六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定期听取同级人民政府实施义务教育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对义务教育法和本办法的实施情况定期进行执法检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级人民政府报告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实施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十八条 实行教育督导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学校执行义务教育法律法规情况、教育教学质量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等实施督导。督导报告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向有关机关检举或者投诉。有关机关应当对检举或者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对经查证核实违反义务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的；
（二）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
（三）未按照规定设置特殊教育学校（班）和寄宿制学校的；
（四）未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办学标准、选址要求和建设标准建设学校的；
（五）未定期对学校校舍的安全进行检查并及时维修、改造的；
（六）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性质的；
（七）未履行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
（八）未依法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的。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执行国家和省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的；
（二）向学校、教师下达升学指标或者规定考试成绩，以升学率对学校进行排名，或者将学生学科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考核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单一标准的。
第六十二条 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的；
（二）采取考试、测试或者委托校外培训机构采取考试、测试等形式选拔学生，或者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的条件和依据的；
（三）违反规定跨学区、区域组织招生的；
（四）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
（五）责令学生留级、停学、转学、退学或者开除学生的；
（六）擅自将校舍、场地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转让、出租或者改变用途的；
（七）未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或者选用未经审定的教科书的；
（八）按照考试成绩公布学生的排名，或者占用假期、公休日、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补课，或者组织、变相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补习班的；
（九）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情形。
第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价格行政部门和审计机关根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占、挪用义务教育经费的；
（二）向学校非法收取或者摊派费用的。
第六十四条 侵占、破坏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51号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6月22日市人民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王岐山
二○○四年八月五日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本市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和管理，创造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规划市区、郊区的城镇地区和开发区、科技园区、风景名胜区及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地区内户外广告的设置和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是指在城市道路、公路、铁路两侧、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地面部分、河湖管理范围和广场、建筑物、构筑物上，以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展示牌等为载体形式和在交通工具上设置的商业广告。
第三条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和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本市户外广告的登记、内容审查和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规划、交通、园林、公安交通、建设、环保、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户外广告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根据城市的风貌、格局和区域功能、道路特点等统一规划，整体设计，分区控制，合理布局，保证城市容貌的整体美观。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风格、造型、色调、数量、体量、形式、位置、朝向、高度、材质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六条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本市户外广告设置专业规划；区、县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市户外广告设置专业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户外广告设置规划。
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决定，组织编制本市主要大街和重点区域的户外广告设置规划。
第七条编制本市户外广告设置专业规划和区、县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要求。
第八条编制本市户外广告设置专业规划和区、县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征求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本市户外广告设置专业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区、县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报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总体规划综合协调同意后，再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
经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的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不得随意更改；确需调整的，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重新批准。对区、县户外广告设置规划违反本市户外广告设置专业规划的，市人民政府有权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第九条禁止在下列道路和区域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长安街（即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路段，下同）道路两侧100米范围内；
（二）天安门广场地区及广场东侧、西侧各100米范围内；
（三）中南海办公区周边北起文津街府右街路口，南至府右街长安街路段的沿街地区，西起文津街府右街路口，东至文津街北长街的沿街地区，北起文津街北长街路口，南至南长街长安街路段的沿街地区；
（四）钓鱼台国宾馆北起三里河路阜成路路口，南至钓鱼台国宾馆南侧院墙的沿街地区，东起三里河路阜成路路口，西至阜成路南一街路段南侧的沿街地区；
（五）国家机关、学校、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控制地带。
对其他不适合设置户外广告的道路和区域，由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控制设置户外广告。
第十条长安街从王府井路口以西（不含王府井路口）至西单路口以东（不含西单路口）的路段和天安门广场地区禁止有车身广告的车辆通行。但是，因举行大型活动临时调用的车辆除外。
第十一条在道路两侧和道路路口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妨碍安全视距、影响通行，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遮挡路灯、交通标志、交通信号；
（二）延伸扩展至道路上方或者跨越道路；
（三）设置在立交桥、人行过街桥、铁路桥等桥梁上；
（四）妨碍无障碍设施使用；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
在城市道路两侧以及三环路以内的其他地区，设置单柱式和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高度。
第十二条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不得破坏城市风貌、景观和影响市容环境，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影响原建筑物、构筑物容貌；
（二）超过城市规划中限定的建筑物、构筑物高度；
（三）超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定的限制高度；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
在居住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必须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并征得该建筑内居民的同意。
禁止在危险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第十三条禁止在城市绿地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禁止在河湖、水库水面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禁止在空中设置悬浮的户外广告设施。禁止在飞行的飞行器上悬挂户外广告。
第十四条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规范，保证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安全和牢固。建设和维护户外广告设施，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
配置户外广告夜间照明设施的，应当保持照明设施功能完好；设置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灯箱等设施的，应当保持画面显示完整。出现断亮、残损的，应当及时维护、更换，并在修复前停止使用。
第十五条户外广告设施的经营者是户外广告设施维护、管理的责任人（以下简称管理责任人），应当定期巡视、维护，保持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整洁、美观。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出现破损、污迹和严重褪色的，应当及时维修、更新。户外广告设施的版面不得出现空置。
对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管理责任人立即排除安全隐患，不能立即排除隐患的，应当责令限期排除，并督促、落实安全隐患的排除工作。在限期排除期间，管理责任人应当在安全隐患现场的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必要时还应当派人值守，防止发生事故。
第十六条在居住区及其周边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避免噪声污染、光污染和遮挡日照等对居民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七条设置户外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三）利用道路照明、电力、通信、邮政等设施的；
（四）其他损害城市容貌和环境的。
利用公共交通的候车亭、停靠站牌、车站出入站口等公共交通设施设置广告的，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要求，并不得影响识别和妨碍通行。
第十八条在公共交通固定运营线路上设置的公共电、汽车车身广告，不得在车辆正面、前后风挡玻璃及两侧车窗上设置。设置车身广告不得对原车身颜色全部遮盖。设置的车身广告不得影响识别和乘坐。
其他车辆（包括小公共汽车）禁止在车身设置广告。
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公共电、汽车车身广告的设置标准和规范。允许设置车身广告的公共电、汽车运营线路和车辆，由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公布。
第十九条本市鼓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粉饰建设施工工地围挡，美化市容环境，但是禁止利用施工工地围挡设置户外广告。
在本市举办大型商业性活动，不得在举办活动地的场所外或者举办活动的区域范围外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第二十条按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可以在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与该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签订协议，并在签订协议前到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查阅在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上设置户外广告的规划条件和设计要求。设置人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必须符合规划条件和设计要求，并依法接受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本市对设置在城市道路两侧、公路两侧、广场等公共场所（以下简称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的使用权出让，实行特许经营制度。选择和确定户外广告设施特许经营者，可以依照本市有关特许经营的规定采取招标方式，也可以采取拍卖方式。
对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的使用权采取招标方式出让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执行；采取拍卖方式出让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高（快）速公路、长安街延长线（东起复兴门西至首钢总公司东门路段，西起建国门东至通州镇东关大桥路段）、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两侧和首都机场、市区内火车站周边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特许经营招标、拍卖工作，由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其他公共场所的户外广告设施特许经营的招标、拍卖工作由其所在地区、县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出让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新建电子显示装置等户外广告设施造价较高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最长不超过4年。
第二十三条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采取招标方式出让的，确定的中标人为特许经营者。特许经营者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特许协议、交纳特许权使用费用的，即获得户外广告设施经营的特许权。
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采取拍卖方式出让的，通过拍卖确定的买受人为特许经营者，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特许协议，即获得户外广告设施经营的特许权。
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的特许权使用费纳入财政预算，专项用于城市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获得公共场所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的特许经营者不得转让特许经营权。
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特许经营主体的，经原授予特许经营权的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特许权可以转让。
第二十五条户外广告设施特许经营期限届满，需要再次招标、拍卖的，原特许经营者在履行该户外广告设施特许协议期间，没有发现违法、违约行为的，在同等竞标条件下可以享有优先获得权。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属于市人民政府已经授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属于违反规划、交通、园林、公安交通、建设、环保、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由规划、交通、园林、公安交通、建设、环保、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生产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二十七条设置户外广告设施违反规划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拆除，并可以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对依法应当拆除的户外广告设施，责任人应当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或者依法委托专业企业代为拆除，拆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设置户外广告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标志使用以及妨碍安全视距、影响通行的，由公安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设置户外广告不符合国家和本市安全技术标准的，出现空置、破损、污迹和严重褪色的，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灯箱等出现断亮、残损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霓虹灯、电子显示装置、灯箱等出现断亮、残损的，责令在修复前停止使用。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施行前，已建成的户外广告设施不符合规划设置要求的，应当在批准的设置期限届满拆除。
第三十条户外广告设施的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履行维护管理责任，造成安全责任事故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设置户外广告设施违反本办法规定，由市市政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纠正或者撤销，使户外广告设施经营者受到损失，且损失是由有关行政机关过错造成的，该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本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本市农村地区的户外广告的设置和管理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1998年11月15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户外广告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是刑事法律体现其自身规律的关键,是折射一国法治状况的镜子,是人权保障和救济的主要据点。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各国纷纷禁止具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和权限获取证据,对非法证据的采信做出了规定,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证据则语焉不详。本文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内容、价值内涵、及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设想解析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一、 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内涵
【案例】《叶某运输毒品案》简介:被告人叶某驾驶客车运输毒品,途中搭载梁某。梁上车后发现车后座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状物品,遂骗取叶信任,获知该物确为毒品,于是梁报案。叶很快被公安人员抓获并查获毒品。辩护意见中认为,尽管举报人梁某未办特情耳目手续,但实际充当了特情的角色。但由于梁某签名的笔录有明显的诱人犯罪的表述,与法律相抵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举报线索应在客观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不等同于诱骗和陷害。梁某先骗取他人信任,再获取有罪证据,刑诉法规定严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因此,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毫无疑问,梁某的证言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予采信。但是,本案中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根据某的证言查获的毒品,是否具有可采性呢?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非法搜查获得犯罪嫌疑人记录犯罪的笔记本,了解了犯罪工具的藏匿地点,于是由此线索找到了犯罪工具。根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四条的规定,上述案例中笔记本为非法证据理所当然不予采信。但是,以笔记本为线索获取的犯罪工具是否能采信呢?
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纵观这类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这类案件中最开始是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证据,然后又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为线索合法的获取了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这里的其他证据是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由此可以下个定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发现并采集的证据,其特点在于它的获取途径是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采集。这类证据与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取得的证据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收集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这类证据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清楚了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那么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呢?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研究在国外先行,称之为“毒树之果”理论,我们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规制。
(二)“毒树之果”理论及其例外
不同的诉讼价值理念、不同的法治文化传统国家对非法证据衍生证据的认定不一样。美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中程序正义是重中之重。在审判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美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1920年,在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 S.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3]
“毒树之果”原则认为,所有通过宪法性侵权行为获取的证据,不论是直接所得,还是间接获取,由于受到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或“污染”,因此都相当于“毒树结出的果实”。警察以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手段所得到的供述固然不具有可采性,他们从根据供述提供的信息中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这种“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那事实上,我们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后,又为“毒树之果规则”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微弱联系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发现”。[4]
1.“微弱联系的例外”
所谓“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污染消除”(purged taint)的例外。如果违反宪法的行为与某一证据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以至于违宪行为对该证据的“污染”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殆尽,那么,该证据尽管为“毒树之果”,却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一例外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违宪行为的发生与派生证据的获取所间隔的时间;二是在违宪行为与派生证据之间介入的其他情况;三是违宪行为的目的及其恶劣程度。在最初的违宪行为与最终的证据之间介入一些外部的因素,这是“污染”得以消除或者因果关系得以减弱的原因。这一规则的关键是:介入的外部因素是否消散了或者足以否定了当初警察的先行非法行为。这是法院基于个案而做出的自由裁量。换言之,先行污点是否已经被充分消除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可能会因法官而异,并没有一个简明的规则或简单的答案。
2.“独立来源的例外”
所谓“独立来源的例外”,是指警察最初通过非法程序发现了某一证据,但并没有立即将其获取,而是随后通过与原先的非法行为毫无关系的活动,最终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了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该证据不被视为受到最初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因而具有可采性。当然,检察官要想使法官适用这一例外,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该证据最终是通过某一独立和合法的来源而获得的,该来源与原先的非法手段并没有关系。适用“独立来源”例外实际上也是为了在犯罪控制与纯粹的正当程序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在独立来源的例外与微弱联系的例外之间存在区别。根据独立来源的例外,证据是从一个与非法搜查、扣押无关的来源收集的。因此,虽然证据可能被认为不可信,但由于不牵涉非法行为,它是可以采纳的。与此相对照,根据微弱联系的例外,证据是作为非法行为的结果而搜集的,但介入的外部因素抹去了先行非法行为的污点。实际上,介入的外部因素净化了证据中的先行非法行为。
3.“不可避免的发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克斯诉威廉斯案(Nix v. Willams)中认为,如果通过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合法调查途径必然会发现这类证据,那么“毒树之果”原则并不禁止违反宪法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在默里案(Murray v. U. S.)(1988)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可避免的发现”的例外实际上是从“独立来源”例外推断出来的。因为有污点的证据只要实际上是通过独立来源发现的,就具有可采性。而所谓的“不可避免地或必然被发现”,其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另一个行为或肯定会有另一个行为(虽未实际发生)会导致证据被发现。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价值内涵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诉讼法上的价值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5]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体正义的实现使人们最终相信自己的权利会得到保障。但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会有价值冲突,实践中存在保障了程序正义损害了实体正义,实体正义获得了保障程序正义受到损害的情形。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证据是呈现法律事实的灵魂,是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内核。证据的目的是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论证以达到法律对事实的承认,实现案件裁判的公平正义。因此,证据的合理采信是取得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黄金分割点”的切割刀。
证据的采信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客观真实,还要考虑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若是单单只注重证据对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论证意义,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置若罔闻,那么获取证据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以侵害公民权利的方式采集证据的手段必定会出现。因此,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亦然。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但是我国对于这类证据是否采信语焉不详。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证据制度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证据制度将残缺不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本身特点是它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由这种证据的产生特点可以看出它不具有强“污染性”,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若在案件中采信,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强大的保障力。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L.亨金。国家制度可以是各国有别,人的权利则是普遍并超越国界的。[6]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扩展为人权范畴。在各领域的人权保障中,“诉讼人权保障更主要地指个人人权(非集体人权)保障,具体而言就是指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7]在诉讼人权中,诉讼参与人——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处于同等的地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仅仅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不合时宜,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必须。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又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进行绝对的排除则很可能使某些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这对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法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在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与耗损。立法者无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不愉快的代价。违反法定程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违背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非法侵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其本身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甚至可能成为证明犯罪事实最为直接和关键的证据,采用则可能顺利追究犯罪、平息民愤、维护秩序,排除则可能放纵犯罪、极大的打击民众对正义和法律的期望,甚至使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损失。1926年美国知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在纽约州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卡多佐认为:“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是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8] “证据是个‘无辜者’”。[9]我们不能在证据的采信中产生一个谬误——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名义断送非法证据衍生证据合法收集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不足
在我国,宪法对保障人权、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宪法》第33条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等。与宪法相适应,新修改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也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做出了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如何处理并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