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


湖北省文物保护管理实施办法
颁布单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851230

实施时间:19851230

失效时间:19930920

标题:湖北省文物保护管理实施办法

题注:（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录:1第一章　总　则 2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3第三章　历史文化名城 4第四章　地下文物 5第五章　馆藏文物 6第六章　文物的拓印、复制、拍摄 7第七章　流散文物 8第八章　文物安全保卫 9第九章　文物管理机构、经费 10第十章　奖励与惩罚 11第十一章　附则



正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境内文物保护，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继承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我省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其附属物；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等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我省境内凡《文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属国家所有的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

第四条 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文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保护管理，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各级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行使对文物保护管理职权。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六条 凡属不可移动的文物，应视其价值，分别公布为县（市）、市（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县（市）、市（州）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县（市）、自治县、市（州）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向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确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史迹，由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商定名单，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妥善保护，不许毁坏、变卖和擅自处理。

第七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和市（州）、县（市）、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确保文物安全和自然景观的需要，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委托当地有关单位负责管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事先要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

第八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除属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按宗教习惯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外，禁止或限制下列活动。（一）在文物保护范围内： １、禁止安排与保护文物无关的基建工程； ２、禁止开山采石、毁林开荒、打猎、射击及其它危害文物安全的活动； ３、禁止排放超过环保标准的“三废”物质；４、禁止在建筑物内及其附近存放易燃品、爆炸物、毒品、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５、不准在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区内进行深翻取土，破坏地形地貌等扰乱古文化层的活动。 （二）在建设控制地带内兴建新的建筑物，其坐落地点、用地范围和建筑物的形式、高度、体量、色调应与文物的环境协调。其设计方案，应按文物的保护级别报该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由城乡规划部门批准。对文物安全有影响的地带，禁止剧烈爆破。在文物邻近和地下采矿时须采取有效技术措施，确保文物安全。

第九条 有关单位在进行各项生产建设、基本建设工程规划选址时，要主动避开文物保护区；如工程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应事先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勘察，商定保护文物的措施，列入设计任务书。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拆除、迁移时，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迁移、拆除和保护文物所需的经费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解决。未经批准的，有关部门不得下达建设项目和批准征地，建设银行不得拨款。

第十条 革命纪念建筑、古建设、石窟寺（包括壁画、造像、碑刻等附属物）等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保养、修缮或拆迁复原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严格按照上述建筑物修缮、迁建的工程技术规范实施。

第十一条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须作其它用途或改变管理体制，要根据其保护级别报请原公布机关和上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经批准使用、管理文物保护单位的部门和团体，必须与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和保护协议，接受文物部门的业务指导、检查和监督，负责建筑物的维修、保养和附属文物的安全。文物保护单位已被占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重新审定，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对有损文物安全或有碍开放活动的，须限期迁出，所需经费由迁出单位自理。

第三章　历史文化名城

第十二条经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江陵），要全面规划，加强管理。凡历史文化名城在制定城市建设规划时，要保持其历史文化特点和传统风貌。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城遗址、古建筑、古墓、寺观、教堂、民居、街巷以及园林、古树名木等，应划定保护范围，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

第十三条对尚未核定公布而又具有悠久历史文化、革命纪念意义和民族特色的城市、乡镇，要注意保持其原有的风貌和特色，加强境内文物古迹、纪念建筑、寨垒和自然景观的保护。

第四章　地下文物

第十四条我省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和占有。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经过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考古发掘证照后始得进行。省外有关文物、考古单位，如需在我省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应征得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并将获得批准的调查、发掘计划和发掘证照交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验核。非经国家特许，任何外国人或国外团体不得在我省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第十五条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生产建设项目时，建设单位要按照《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会同文化部门对预定工程范围内的文物商定处理办法。基本建设、工农业生产和私人建房等动土工程中发现文物，应立即在发现文物的范围内实行局部停工，保护现场，及时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如属重要发现，必须及时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因工程紧迫或自然侵蚀有破坏危险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急需进行抢救的，可经省文化行政部门同意，委托具备考古发掘条件的专业机构进行发掘，并同时补办报批手续。 凡因生产、建设工程需要对文物进行勘探和考古发掘所需的经费和劳动力，由生产、建设单位解决。

第十六条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区内，原已建成的工程设施和生产单位，不得再行增加建设项目和扩大生产规模。如因生产活动会造成对重要文物破坏的，其上级主管部门应统一规划，采取措施，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七条所有考古发掘单位，应及时向当地和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发掘情况报告。未经考古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表尚未公开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发掘出土的文物，除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交给发掘单位的文物标本外，均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机构保管。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十八条文物收藏单位应建立严格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对收藏的文物应区分等级，建立藏品档案。文物库房应做到防火、防盗、防潮、防虫。一级文物藏品、经济价值较高的、保密性强的和易损坏的文物藏品，应重点保护，确保安全。上述重点文物的收藏单位，不具备保管条件的，应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单位保管。

第十九条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赠送。省内文物收藏单位之间进行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或借用，须开列清单报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一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借用或省外单位征集、借用我省文物、须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调用省内出土文物、馆藏文物和散存文物，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文物出省展览，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珍贵文物出省展览须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六章　文物的拓印、复制、拍摄

第二十条拓印古代石刻应严格控制：（一）除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资料保存和进行科学研究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准拓印，如特殊需要，应按文物保护级别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二）文物保管机构出售石刻原版拓片和重要石刻的翻刻版拓片，须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三）凡内容涉及我国疆城、外交、民族关系、科学资料和未发表的墓志铭石刻等，无论正、副版本，一律禁止拓印出售。 （四）未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外提供文物的拓片。

第二十一条 文物复制品的生产，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其他部门不得复制文物。一、二级文物品的复制生产，应分别经国家或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管理机构公开陈列的文物，除标明不准拍照的以外，一般允许拍照，但不准从陈列柜中提出拍摄。

第二十三条 国内有关部门需要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收藏、发掘、展出单位的文物进行全面系统地摄影、录像、录音和测绘，或借用文物作为摄制电影、电视作品的场景时，应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报请批准。国外团体和个人如进行上述活动，应按国家规定的报批程序办理。

第七章　流散文物

第二十四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接受捐献征集和收购等方式收集社会上流散的文物。银行、外贸、信托商店、供销社、土产收购、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和冶炼厂、造纸厂等单位，应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共同负责拣选出掺杂在金银器和废旧物资中的文物。除供银行研究所必需的历史货币由银行留用外，其余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移交的文物须合理作价。

第二十五条 文物的购销业务，统一由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文物商店经营。未设文物商店的地区的文物收购工作，由省文物商店派出的收购组或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当地有关单位收购。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收购文物。

第二十六条 个人收藏的传世文物，如需出售，只能由经批准的文物收购单位合理作价收购，严禁私自买卖。群众捐献文物，由博物馆或文物管理机构接收。

第二十七条 严禁串乡套购文物和盗运、走私文物等违法活动。公安、司法、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应连同有关资料移交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保管。

第二十八条 文物经营单位出口文物和个人携带、邮寄文物出境，必须事先向海关申报，经国家指定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鉴定。允许出口的文物，应铃盖火漆印章，并发给许可出口的凭证，从指定口岸运出。经鉴定不能出境的文物，国家可以征购。

第八章　文物安全保卫

第二十九条 重要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须设置安全保卫组织或配备必要保卫人员，负责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其业务受公安部门指导。文物保卫组织的建立或撤销，领导骨干的配备和调动，应征求主管公安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条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收藏机构应建立健全防火、防盗等岗位责任制，并配置适当的消防、报警设备，加强经常性的安全检查。特别是对火源、电源和各种易燃、易爆物品以及避雷设施要严格管理。经批准开放宗教活动的寺、观的焚香、化纸、燃放鞭炮应在指定地点进行，并有专人看管。 9第九章　文物管理机构、经费

第三十一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可以设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政府分管文物工作的负责人主持下，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组成，协助本级人民政府领导文物工作。在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下，可以设立文物保护管理事业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管理、调查研究、宣传、收集等具体工作。未设文物管理事业机构的县（市）、自治县，由文化馆负责上述工作。乡、镇文化站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管理。属于国家所有的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经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建立博物馆，或文物保管机构。其编制和经费由批准的人民政府解决。 建立纪念馆应按规定报请审批。

第三十二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应分别列入省、市（州）、县（市）、自治县地财政预算。文物保护单位维修经费确有困难的，由上级酌予补助，城市的文物维修费列入本市城市维护费内。

第十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一）认真执行文物保护法规，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上交，或保护文物出土现场，使文物得到保护的；（五）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或其他重要贡献的； （六）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时，抢救文物有功的； （七）在文物鉴定、拣选、征集和收购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八）长期从事文物的安全护卫、市场管理有显著成绩的； （九）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一）发现出土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或私自变卖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非法所得文物。 （二）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不按本办法规定保护现场，不听劝阻，强行施工造成文物破坏的；在考古发掘工地寻衅闹事，阻碍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的；殴打文物保护人员的，由公安部门分别予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三）未经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私自进行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没收其非法所得或非法经营的文物。 （四）私自复制文物，出售文物复制品和文物拓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罚款，并没收其复制品和拓片。（五）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对文物造成危害的，给予警告或罚款，并限期治理。 （六）对擅自移动、损坏文物保护标志、界桩或污损、刻划名胜古迹和纪念建筑物的，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或赔偿损失。（七）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因失职造成文物一定损失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赔偿损失。 当事人对有关部门作出的处罚不服的，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执行又逾期不起诉的，由有关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贪污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私运、盗运文物出口或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名胜古迹的； （四）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使文物被盗、损毁或流失，造成重大损失的；（五）违反本办法第八条和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情节严重的； （六）因对检举上述行为的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论处。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十一章　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转折与展望——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2000年12月18日 13:47 作者：龙宗智/左卫民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编者按：作者认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出台，意味着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强化对抗制因素为基本特征的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已经开始，其意义是深远的，本文在充分肯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积极价值的基础上，运用诉讼法学基本原理，深刻剖析和论证了该《决定》操作运行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如：职权主义的侦查起诉方式与对抗制特征的庭审方式存在冲突；证人作证制度不健全，可能使直接、言词原则使去意义等等。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出台之际，本刊特发此文，希冀推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 ＊ ＊

左：《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由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将于明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由于刑诉法是国家基本法律之一，规定了国家追究惩治犯罪的程序和分工，担负着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使命，因而其修改不能不引起司法界、法学界的极大关注。

龙：的确如此。现行刑诉法已执行了十六年，目前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包括司法环境以及对刑事司法的要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刑诉法在不少方面已显得与新的条件不相适应，修改法律显然是必要的。但由于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关系到对一些重大社会利益能否有效保护同时涉及到有关部门关系的调整，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制度问题上，各方面的意见分岐较大、争论激烈，这在多年来的立法包括法律修改活动中可能是不多见的。目前的法案是立法机关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作了大量协调工作的结果，可谓来之不易。但为了有利于制度完善和实务改善，也有必要对法案作一评析。

左：法案刚通过尚未经实践检验我们就来评头品足，也许为时过早，更难免有“乱弹”之处。好在目前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只要从根本上看尚属建设性的意见，想来各方面也不致苛责。

一、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开始发生

龙：评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首先需要作一个评估，这个“修改”的意义大小——是一种技术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修补，还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大动作。

左：修改法律，通常视变动的规模有大改、中改、小改之说。刑诉法的修改，起初是由我国知名法学家陈光中先生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经大量的研究论证拟出了一个“建议稿”，其成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一书已出版发行。这个建议稿拿出了一个包括329个条文（原法律是164条）的新的刑诉法典。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种大改的方式。应当说，这一建议稿是极富建设性意义的。这次修改之所以有重大突破与陈光中先生为首的专家群的积极推动有相当关系。立法机关在充分重视学者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种大幅修改的办法：保留原法律的基本构架和尚属合理与可用的内容，修改现在看来不适当处，同时作一些必要的增加。仔细分析修改性质、内容，会发现已经产生了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法新社称这个修正案具有“里程碑”意义（见《参考消息》1996年3月5日一版），可以说并不为过。

龙：最重要的变革，是诉讼结构的改变。刑事诉讼中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存在重要的差别。前者，即对抗制诉讼形式，其特点是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并以抗辩即诉讼对抗的方式推进诉讼。而职权主义，则强调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由侦查阶段主张国家具有单方面侦查权的侦查职权主义，到审判阶段由法官直接调查积极审判的法官职权主义，都显示出一种国家主义倾向。我国过去的刑事诉讼结构，应当说是以职权主义为特征，缺乏对抗制因素。《决定》从防止庭审走过程，促进庭审合理化等需要出发，基本上采用了由诉讼双方在法庭举证，法官中立听证同时保持庭审控制权、调查权这样一种“控辩式”诉讼结构，由此已经大大加强了庭审对抗制因素，检察官在庭审中有当事人化趋势。这意味着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强化对抗制因素为基本特征的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已经开始发生。

左：尽管《决定》对庭审问题的规定弹性较大，为法理解释和司法实务留下了相当的活动空间，但法庭举证主体已发生变化，“抗辩式”庭审已基本确立。对此改变不可小视，这种庭审举证制度的变化势必导致刑事诉讼内在机制的转变，由此而引发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的结构和功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可以不夸张地说，这种以当事人举证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龙：庭审是诉讼活动的中心，也是对全部诉讼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庭审的改变，对抗制诉讼方式的贯彻，将使诉讼双方趋于平等，使被告方获得较之非对抗制诉讼大得多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条件和机会。而且它将促使侦查起诉方式或早或迟作相应改变。因为要让辩护方能在法庭有效举证，就必须赋予他相应的调查能力，被告辩护方的辩护性调查可能与国家侦控机关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并互相监督。

左：都还是今后的事，目前只能作可能性的判断，而在预测时还要考虑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已采方案。但毕竟当事人举证这一关键性的一步已经迈出。对此，人们可能作出不同的价值评价，但这种改变的意义重大，却是不能否认的。当然，就个人而言，我对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改革一直持基本赞成态度。因为当事人主义在程序上显得比较公正。其一是当事人主义提高了被告人一方的诉讼地位，使诉讼双方的诉讼地位趋于平等，使被告人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自己辩护，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二是因为庭前审查的非实体化，可以避免法官在有罪认定方面的先入为主，有利于防止法官对被告的偏见，做到“兼听则明”。其三是使法院成为更为中立的听证——裁判者，可以防止控审不分，有利于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其四是将程序控制权归于当事人，使争议各方对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容易感到公平和满意。对此，有关的调查和实验表明，无论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如何，人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偏爱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程序（参见《程序模式的实验效应分析》，《中外法学》1992年第3期）。

龙：我过去也对走日本、意大利的道路转向当事人主义发生过兴趣，但近两年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则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由于历史传统、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特征，以及现实的政治结构所形成的这块土壤。在一块典型的适合于职权主义生长的土壤上移植一种异质的诉讼结构，很可能发生“南橘北枳”效应。我们与日本、意大利毕竟还有很大的区别。

此外，从结构功能分析，对抗制即当事人主义有几项弊端，其一，由于对抗制带来的“牙科医生式的诉讼作业”，即反复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以及由当事人推进诉讼，必然降低诉讼的效率，“从重从快”难以贯彻；其二，由于诉讼由当事人推进，诉讼结构受双方的诉讼技巧影响较大，一般认为，它较之法官职权主义，不利于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其三，大大增加了指控的难度，在目前我们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条件之下，对打击犯罪不利；其四，增加了国家的诉讼负担，目前刑事司法的经济资源可能难以支持；其五，辩护举证受被告人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可能使法律在金钱下倾斜，辛普森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当然我也承认你所提到的对抗制诉讼的长处。

左：要注意《决定》保留了职权主义的因素，如不采“起诉一本状主义”，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证据目录；不承认法官的完全被动，而赋予法官相当的调查和控制审判的职权。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抗制可能有的弊端。当然，反过来也可能恰恰因此而致使庭审实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原状。

龙：是的。然而，由当事人举证和推动诉讼这一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特征已经存在，因此也就必然要承受它所带来的基本问题。两种诉讼结构可以说是利弊共生，用其长处也必然要承受它的不足，“择优结合”、“用利去弊”的说法虽然动听，但我历来认为有画饼充饥之嫌。

左：即使真的利弊共生，关键还要注意价值观和价值选择。首先要对原体制作一个基本的估价，应当承认它的主要弱点在于忽视了对进入诉讼过程的公民个人的保护，以此为基点，在推进某种民主化改革的同时应当承认某些“必要的丧失”。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大处着眼”，即宏观评估。

龙：我同意这一点。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注意两点，一是要注意中国目前的社会需求。我认为学者和立法者应当有一种“平常心”，或称“老百姓心态”。当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治安问题、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中国社会少数几个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普通老百姓的反响十分强烈时，我们为了一定的价值需要去采用那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诉讼模式，其利弊到底如何衡量。二是注意中国司法制度生长的条件和土壤。如社科院张志铭先生在《法学研究》95年4 期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对抗制或以对抗制为主导的诉讼模式改革需要配套建设的事物有太多太多，甚至可以说，中国并不具备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土壤，中国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建立一种高度兼容的以职权主义为主、当事人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毕竟真正的职权主义也是一种兼具效率与公正的现代诉讼形式，而我们旧制度的一些弊端并不是职权主义本身所具有的。

左：我的观点相反，我倒认为应当建构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就如新刑事诉讼法所尝试的那样。至于其他也毋庸多虑，配套制度可以进一步建设，土壤也可以培植，法律本身也有一种引导的作用，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龙：认识分歧是正常的。由于职业角色的原因近年来我较多的看到控制犯罪的必要，不过我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并愿意让实践证明中国目前的诉讼结构改革是必要和总体上看有利的。

二、公民权益保护的重大进步

左：虽然对某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不同看法，但从总体上评估，《决定》对原体制的修改是必要的，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史上有重要历史意义。这突出表现在诉讼的民主化和对公民个体权益的保护上。

龙：是的，公安动了收审，检察院动了免诉，庭审引入了对抗因素。相关权力的削弱和手段的节制，这不容易。

左：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权利影响重大的是刑事强制措施实施的条件和程序。《决定》首先解决了收容审查问题。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公安需要一种对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嫌疑，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但真实姓名、住址和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过去那种收容审查由于存在性质不明、法律依据不足、弹性很大而且不能有效监督等先天性不足，又不宜用打补丁的方式继续存留。

龙：目前的《决定》是取消收审，但将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等对象，作为拘留的条件。而且规定对这几种特殊对象的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30日。